东京新毁灭

日本人对于未来，常常比我们身在大陆上的人群更有危机感。

昨天看到元田久治的“新毁灭主义”，说不上十分出奇，但真实场景的构造，紧紧压迫，不仅契合岛国民众的自悯心情和千百年来的强烈求生欲望，且真实到恐惧的细致处理，使画面比许多口号都能更加引人发想。

点击此处看他的东京系列。

Japanese photographer Hisaharu Motada [sic] envisions the radioactive and decomposing cityscapes of post-apocalyptic Tokyo in his Neo-Ruins series of photographs.
In his Neo-Ruins series Motoda depicts a post-apocalyptic Tokyo, where familiar landscapes in the central districts of Ginza, Shibuya, and Asakusa are reduced to ruins and the streets eerily devoid of humans. The weeds that have sprouted from the fissures in the ground seem to be the only living organisms. "In Neo-Ruins I wanted to capture both a sense of the world′s past and of the world's future," he explains.
click here to see more if his neoruins.
[found via wired]

Martian Cloud

火星的一个冬日下午。晴空万里，微有薄云西掠。甚寒。



更多火星景观
via Pruned

悦行者计划

快过年了，先祝大家春节愉快！

同时推荐一下博友李程的悦行者计划：

（博客原文节选）
《 我办公在CBD,家在2公里内的景田南.这段时间城市道路大修,下班时间回家居然开车要30分钟.再难忍受中心区的堵车,决意改骑单车.

读伟文的blog,发现他早已经身体力行起来,从他的骑车报告看:他的研究如此细致以至于与当下深南路的”换牙”行动形成鲜明反差,对于将来提升城市道路的细节设计无疑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我在想,如果来一个广泛参与的骑车计划,无论是从健康目的还是城市研究角度出发的悦行者,分享他们在不同地方的悦行感受,无论是田园还是大街\乡间或者工厂……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可以叫做”悦行者的城市“.让我想一想,如何设计一个logo,以及如何在bloger之间建立分享.》

我是在看春运新闻时突然想起李兄的。
城市里的交通问题当然比隔岸观火的我所能想象要复杂得多，然而如果多一些像李程这样身体力行的人，哪怕百中有一，一个城市的街景也会为之一变。
也许当他一个人默默骑着车上班去的时候，擦肩而过的人一年中也不会有几人知道他的心思和愿望，但骑车本身的意义远远大于宣传本身：知行合一，始终如一。
对李兄国内的生活并不十分了解，但设身处地，如果在深圳过着可以想见的繁忙生活，我也能“决意”骑上那架单车么（生活所迫除外，呵呵）？我不知道。。。

大师提前的葬礼

按：此题是在为纵横写稿时想到，时间仓卒，千头万绪，短短600字最终盛不住满心感慨。想在这里抽点时间把含糊之处拿出来稍加解释，也算为大师作一次真正的纪念。

10月26日，Koolhaas飞赴柏林，出现在德国新国家美术馆的门前，为另一位建筑师Oswald Mathias Ungers的个人展览开幕式作简短致词。德国新国家美术馆的对举办展览的说明也非常简单：为了庆祝Ungers80岁的生日。

Oswald Mathias Ungers是一个在东方人眼里并不熟悉的名字，而对于任何一名欧洲建筑人，前往此次展览的路程无异于一次朝圣之旅，因为能够进入密斯新馆成为主展的在世建筑师实在不多，而能够使馆方拿出蒙德里安原画来配展的，则只有Ungers。

然而和他的弟子Koolhaas比起来，Ungers今日的名气远没有那么大，在建筑界之外的作为也难以寻觅，但作为战后德国最重要的建筑师，Ungers以理性，俭约，和几乎遁世的态度影响了几乎所有德国城市的天际线。在柏林抑或波恩的街头你几乎随时可以挑出一栋方方正正、干净内敛的房子，指着它向你的友人说：“看，这就是典型的德国现代建筑。”它不同于东柏林苏俄式建筑的宏大归整、无装饰性以致冷漠，也不同于西柏林功能至上或者象征主义间杂的混乱，它有着极其简单但决不贫乏的外观，在立面划分上遵循着严格的古典法则，也在最原始的圆形方形三角形三个形状之间斡旋出丰富的底平面组合和人性实用的内部空间，而欧洲千百年来的手工传统在建筑细部得到了不遗余力的表现，这种建筑，就是Ungers风格的建筑。这一风格从60年代开始影响德国城市建筑，也正是这一风格使得分裂的东西柏林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但这一平衡点来之不易。
德国的建筑师们向来有思考和投身社会改造的热忱，所以才有了国家主义的三柄火炬竖立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和今天一定会被拆除的东柏林共和国广场，在这两者和后来的西方一大批现代后现代建筑之间，存在着美学以及结构上微妙的呼应，但也有不可调和的色彩冲突。建筑是有着历史和记忆的，所以如果没有和谐的建筑群，隔墙倒塌后的柏林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城市。Ungers和他追随者们为这一和谐提供了可能，他们的建筑像舞台上那一层厚厚的幕布，衬托着台前谢幕的演员们，光彩夺目是属于演员的，但在退场之后，那幕布才是舞台的真实。

Ungers在建筑上的隐士态度源于他的老师，同样是一代巨匠的Egon Eiermann。整个二战期间Eiermann远离以Speer为中心的建筑圈，专注于工业建筑，后者－我们知道，为希特勒规划了整个帝都的宏伟蓝图。二战结束之后，被人认为只能造厂房的Eiermann重新出山，第一件作品就是今天西柏林的标志：与废墟并立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今天德国建筑届两大奖项，一是Schinkel奖，另一个就是以Eiermann命名的Egon Eiermann奖。战争末期Eiermann门下弟子不多，唯一继承他工业建筑中精简现代精神的就是Ungers。

二战结束之后一时间新柏林规划纷纷出炉，相信当时二十多岁的Ungers胸中也充满了兴奋和企盼。然而柏林很快被一道大墙分开，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同时分裂了。

面对随后的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和德国的尴尬地位，Ungers无疑选择了唯一一条正确的道路，以他的作品为代表的建筑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德意志的民族性格：严谨，认真，和必不可少的哲学思考，也避免了在意识形态之争上步前辈的后尘。他的正方形平面和窗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成为了德国博物馆和许多公众建筑的标注。

Ungers的事务所目前完成了柏林佩加蒙博物馆的加建设计，这大概也是他笔下的最后一张图纸。德国最重要的建筑师，和德国最重要的博物馆，Ungers用自己的一生为传统建筑师的定义做了最后一代经典诠释。

建筑师总有教学和时间两条腿，可是当我们看Ungers的这两条腿时，发现它们并不合拍。他有一群极为优秀的学生，而这些后来的明星们当中却没有一人追随Ungers的手法：Renzo Piano在巴黎市中心建造了备受争议的蓬皮度中心，同时成为欧洲学术界对环境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Hans Kollhoff在柏林新波茨坦广场的红色高楼几乎把人带回三十年代的美国纽约，在他的力促下，柏林市长给几乎所有有着曲面结构的市内建筑加上了外皮；而最出色的当然是Koolhaas，他把老师的儿子SimonUngers的一个小型雕塑放大了一万倍，立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北京。

Ungers是怎样教学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领略，他为什么教出的学生都和他大相径庭，也是一个不解的疑问。虽然学生们不继承他的衣钵，但并不代表不尊重他，在每一次有关Ungers的类似活动上，他们几乎都会到场。但从这些学生的身上，也许可以看出Ungers这一生中内心的矛盾。

从社会活动到建筑风格，唯一效仿Ungers的是他的儿子Simon Ungers。今年3月，Simon Ungers以一位雕塑家的身份先他的父亲去世，他一生最终在建筑上无法成就自己的事业。而老Ungers本人也在这一年迎来了他的80寿辰和筹备三年之久的最后一次个展。

深秋柏林的天空是灰暗的，新国家美术馆外升起两面写有O.M.Ungers的竖幡，迎风飘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也大多是喜爱身穿黑衣的建筑师。这隆重的纪念和历史性的空气似乎并不属于一个仍在设计界活跃的当代建筑师，而Ungers也的确已经不属于这个纷纷扰扰的新世纪。大师这个称呼，在他之后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