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着眼睛的旅程

有些人则永远地留在了异乡。

而对于我，回家曾经是一个即将成为永恒的梦想，可转身的这一步却在最想不到的时候踏在了地面上，显得那么轻巧自然，似乎不留痕迹地把眼前的一切都留在了身后。

就像在一家烟雾缭绕的咖啡馆。

有些许喧嚣，可我又能清楚而毫不费力地听到邻座的谈话。在这里坐了很久了，起初总是要一杯好喝的卡普奇诺，慢慢地最终也只有Espresso可以下咽，进而甚至连糖都不能去加，否则那些许的甜都会掩过所有的味道，使之难以忍受。窗外多半是阴天，偶尔会下着雨，人们裹着贴身的呢子大衣，竖着衣领，从贴着商标的大玻璃窗前匆匆来去。一旦云雾散去，阳光总显出冷冷的金色，瞬间穿刺过所有的缝隙和面积。当它落在咖啡馆里时，一切的器皿、茶杯中旋转的水面、对座的眼镜框、桌上的钥匙和笔，甚至咖啡升腾的蒸汽，都闪耀着略显古旧的金色光芒，一切都在一念之间回到了...三十年代的纽约。这时一片绚烂的光斑扫过桌面和眼角：门被推开，带着雨滴走进来的，必定是卡波特式的人物。当他坐下后，也必定会拿出一本朴素的厚书开始阅读。

偶尔我会有谈资和兴趣，但对面的椅子光亮洁净并无座客。偶尔我觉得孤独到真要去写书了，可身边正有一群朋友挤挤嚷嚷正在兴高采烈地聊着怀特海和复杂性，而我坐在最靠里的角落里，动弹不得。等春夏秋冬，清晨、黄昏和深夜，都已经在这里见过了，品尝过了，真不知该做些什么时，咖啡馆依然是那么不温不火地喧嚣着，音乐永远不知劳累地在背景里悠扬着，试图化解所有的心事。不论何时，当我的眼光掠过酒保，他也一定会惊人般准确地向我点头微笑。最终这叫人安慰的暖气味道使人越来越坐不住，颓丧。如果无谓的话，完全可以叫一副牌，继续打发过整个下午的时光。

我站了起来，拎起外套，从一个厅走到另一个厅，不断地给人让路，也有人不断地给我让路。隔壁有一扇门虚掩着，热闹的笑声和清脆的杯盏之声伴随着昏黄的灯光从门缝中传出来，我把手掌放在有些斑驳的深红色门扇上，推了一下。门很轻。

收回了手，我把外套搭在臂弯，转身，只轻轻几步，把另一扇镶着铜把手的玻璃门拉开，走出了咖啡馆。路面上湿漉漉的，雨后的阳光透过云层从路面反射过来，叫人睁不开眼。

我点着了一支烟，朝着不远处的广场迈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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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上学的路上见到一头驴，抓过来就骑上了，从此骑驴上学就成了我最深的记忆之一。可老师问我们到了2000年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一脑子都是机器人。

到上了高中，包里总是带着一条大号钢制门活页，用医用白胶布从头缠到尾，预备着随时应付袭击。可到真正那几次打群架的时候，根本不敢拿出来用，否则今天很有可能还在接收再教育。

打群架也有另一种结局的可能性。最擦边的一次，是在公交车上和下班的便衣警察打起来，不知对方底细，和同学拎着砖头和酒瓶子去赴约，等着我们的却是一台面包车，到了跟前大灯突然一亮，喇叭一响，下来一群警察，离我最近的一个只有半米，抓着一个兄弟的头向下一按，朝天就鸣了一枪。我一下子就懵了，摸黑顺墙根疯了一样地跑。被抓的几个兄弟里，一个当晚在局子里被警察打残，一个家里不是贫民，到今天在法院工作，还有一个同样的在巡警大队。我自此次事件后跟他们拉远了距离，否则很有可能现在也是穿一身蓝皮戴着大盖帽。

到了高三的时候，跟班长很自信地说，我以后要做建筑师，设计房子。但是高考我的数学只拿了总分的三分之一。加上是文科，压根就不可能报建筑。喜欢的东西到底要不要去实现，那时连自己都无所谓。

后来在武汉上大学，有一个老师姓童，长的酷似汤姆克鲁斯。他很快去了美国读博士。于是我也决定，我也要出国。因为童老师对我说过：你还不错，还有些才气。再有就是他去北京的时候在火车上遇见我，跟他聊天，那种自信的光芒完全震慑了我，我真的也想要那样的感觉。后来听说童老师去美国是因为他老婆两个哥哥都在那边开公司超市，他当年是系里的校草，而他老婆是他班上背景超强的同学。

毕业了骑着一台机车混日子，在体育馆附近的城中村租了房子，很快发现楼上住的是妓女，每天晚上传出的声音都能教我们楼下两个单身汉彻夜难眠。而楼下住的是进城来做高级棉被的民工，每天当当地弹棉花，我第一次见到人一天可以吃那么粗糙简单的食物，也决定为了健康再也不买地摊上的高级棉被了。这个时候在电视台，我们的主任最后被工作压力逼到严重抑郁加自闭，当众痛哭，下来见了人一言不发。而台长是厅长的女婿，转业团长，爱喝酒，最爱用的词是：战线。

2001年申请到波士顿的艺术史，只有半奖，根本就没去签证。

2002年到了德国，本来是在柏林的媒体专业，听说02年建筑专业不需要全德国统一控制受限，就满怀着重温梦想的感情申请了，然后就被录取了。如果留在柏林，就会很早遇到后来遇到又不欢而散的一个人，结局或者不同。

2003到2004年基本上没干什么，在外国做中国人。

2005年开始想弄点事做做，组织国际建筑夏令营，带着两个上海姐弟满德国找建筑师聊天，唯一见到本尊的就是Axel Schultes，老人家毕加索的风骨，可眼睛就离不开同行漂亮姐的薄恤衫。白衣白裤的Axel实在是让我对建筑师的形象有了颠覆性认识。

然后开始学人家做竞赛，第一次做就拿了个德国国家奖。那时候去参加大师班，认识了Bjarke Ingels和平田晃久，天天晚上一起喝酒蹦迪，当时还以为他们俩是建筑混混，没想到一年不到，就都出落成了大师范儿，誉满全球。

一年以后，又做竞赛，这时候心也高了，专门去巴黎看基地，还上蓬皮杜的屋顶去见坂茂。最后这个竞赛竟没做完，没交。

看着靠竞赛挣钱太难靠谱，也觉得自己太不踏实，只好一头扎下去开始学点实际的东西。实际的东西在学校学不到，只能去公司做实习或者打工。当时投了世界前十和德国前十，世界前十里有三四家给了offer，但只有一家愿意真真诚诚地帮我办非德国的工签，就是H&dM，其他的都是店大欺客的主。

但等瑞士的工签要半年，在瑞士工作要一年，机会就给这一次。要么我当时就能毕业，要么我再干一年半之后再毕业。早毕业就能早挣钱，而晚毕业会是个压力很大的选择。想了很久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先干一年半。等工签的半年里，德国我最想去的是Behnisch，也去了，可柏林的Kollhoff一下子给了一千块一个月，这对学生来说是太大的诱惑，于是又从斯图去了柏林，文艺复兴的东西足足看了半年。老Kollhoff的宽沿帽和毛领大衣，就是我对三十年代美国精神在今日柏林存在的记忆。

不去柏林，根本不会认识那几位媒体人，也不会看见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做些改变。

不去柏林，就不知道什么叫辛苦，到了巴塞尔，也不会那么老老实实做人，那么老老实实地做事。

不到巴塞尔，也不会认识一群挺好玩儿的朋友。

不去巴塞尔，估计老板也不会叫我们做他当时唯一的一组毕业生。

不做老板的题目，也许就拿不到DAAD奖。

不做老板的题目，也许今天不会在慕尼黑他的公司。

不在他的公司，就不会跟着这项目回国。

不在他的公司，也许不会根本这么快就回国。

不回国，就不会那么快就再见到旧年巴塞尔的那一群人。

不回国，就不会这么快再见到从山里家乡的，从德国最终流散出去的，又聚到北京的另一群人。

不回国，也许就不能..................

2009年2月8日，国航航班，慕尼黑飞北京。2009年2月9日正月十五中午，到达北京。七年德国生活画上一个句号。

将来有谁能知道。旅程之美妙，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