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时代病 / 梁文道

但现在尖锐的批评才能引起关注是国内评论界的“共识”。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梁文道:当然我也完全知道这是现代中国的一种风气，因为我们曾经充满了虚伪，所以特别喜欢强调“讲真话”。但是对“讲真话”这三个字我有点距离感，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制度化的时候，“讲真话”这三个字就代表一个极端，有种情绪化的倾向。我们会认为什么样的人是讲真话的人呢?比如说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觉得这就是讲真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讲真话就要用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面的方法；讲真话可以用一些很温和的语言。

很多人觉得大陆的评论中这股“骂评”、“酷评”的风气有文革遗风的影响，你觉得呢?

梁文道:我不认为有这么简单。首先是逻辑上讲不通，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啊，那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也是这样呢?我觉得，过去某种说话和思考的方法的延续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跟这么一个浮躁、喧哗、吵闹的时代有关，而且这种浮躁才是最好的温床。在这种浮躁的气氛里，大家只想表达自己，不愿意听别人说。这后面隐藏得更深的，是一种深沉的愿望与饥渴，就是每个人都想被人注意，被人知道，都希望被肯定。这是对过去那种官话、套话、空话的激烈的反抗，也是对过去漠视个体的反抗。

最近“百家讲坛”的阎崇年在无锡签售时被打了两巴掌，现在表达意见更极端的方式已经不是骂人而是直接动手了。

梁文道:后来有人问打人的那个人为什么打人，打人的回答说，“我想跟他辩论，但没有机会，就只好揍他”。辩论除了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要听别人的看法，要尊重彼此。可是，对不起，我就是想打你；他不是想辩论，他只是想发泄他的情绪。他不是想对话，只想说话。这是一种时代病，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就像很多人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讲话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我们出现那么多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这样，别人听不到。

很多人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但也有很多年轻人用一种夸张奇怪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

梁文道:这是这个时代的表现风格。我们这个时代不注重你表现的内容，但很注重你表现的方法。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人生很没有意义，我们没法像以前人那样通过工作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生活的意义就是表演，你表演什么，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什么样的风格，你开什么样的车就是什么样的人。当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风格，这时候就要做一些更激烈的事情，用更狂妄的表现方法来找到风格。我们追求的不是生活的意义，而是生活的风格。